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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是与非

文章作者:儿童文学 上传时间:2019-11-18

对于儿童文学研究来说,探索并确认何为“典范”,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由于儿童读者的特点,无论人们怎样面对儿童文学领域内的诸多争议,都会隐约感到,儿童文学自身的特质中包含着某种对“典范”书写的要求。即使在学术与社会语境中,儿童文学时常被忽视或边缘化,但人们只要提及这一文类,就会对它的价值评断标准格外在意;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典范”的重要性从未被削弱。就像儿童文化专家莱斯妮克·奥伯斯汀所指出的:“不论我们怎么定义‘最佳’,什么是‘给儿童的最佳童书’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叶圣陶创作 、发表于20年代初的童话《稻草人》和稍晚几年问世的冰心的书信体儿童散文《寄小读者》。30年代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张天翼,他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杰作。40年代创作成就突出的有陈伯吹、贺宜、严文井、金近等,他们的创作活动多始于20、30年代 ,代表作分别为《阿丽思小姐》、《四季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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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中,儿童文学“典范”——或说“经典”——的标准一向莫衷一是,在各种观念和力量的拉扯中不断变化,与时代语境和文化思潮的转变紧密相连。目前,研究者们大多承认,儿童文学“典范”的建构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过程,儿童文学史中的“典范”并无一成不变的评判标准,童书的品质和价值或许更多的由接受语境所决定。这样的研究思路也与当代人文学科的理论体系转向相契合——传统的“逻各斯中心”本质论受到了怀疑,当下的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将“本质”问题悬置起来,直接以具体的现象作为研究起点。因此,我们不必纠结于儿童文学的本质论,而是结合文学作品的一般性和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试着探讨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作为“典范”书写的一些基本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儿童文学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1949~1966年为第一个黄金时代,新老作家佳作迭出,如张天翼的小说《罗文应的故事》和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冰心的小说《小橘灯》,杲向真的小说《小胖和小松》,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严文井的童话《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 ,贺宜的童话《小公鸡历险记》 ,陈伯吹的童话《一只想飞的猫》,金近的童话《狐狸打猎人的故事》,洪汛涛的童话《神笔马良》,孙幼军的童话《小布头奇遇记》,葛翠琳的童话《野葡萄》,阮章竞的童话《金色的海螺》,柯岩的儿童诗《小兵的故事》等。文化大革命10年中,儿童文学园地备受摧残,呈现一片凋零景象。1976年10月之后,中国儿童文学进入又一个黄金时代,称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至1992年的16年中,创作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7年,各个年龄阶段读者的各种体裁儿童文学佳作大量涌现,比较突出的有郑渊洁、孙幼军、周锐等的童话,曹文轩、张之路、沈石溪等的儿童小说,金波、圣野等的儿童诗,郭风、吴然等的儿童散文,郑文光、叶永烈等的儿童科学文艺作品等。

《号角杂志》2015年5、6月号

高妙的美学品质


《号角杂志》2016年3、4月号

儿童文学像所有文学门类一样,本质上是一门艺术,要通过美感的激发来使人们达到对世界和对自身的认识。因此,艺术的“审美性”是儿童文学的根本属性,也是书写儿童文学典范的首要维度,儿童文学的所有其他特征都应附着在审美特性之中。足以被称为“典范”的儿童文学作品,必然需要具有不逊色于任何文学作品的高妙美学品质,就像德裔美国儿童文学理论家齐普斯所说的:“儿童文学也应当遵循我们为当代最优秀的成人作家所设定的相同的高水平的审美标准。”具体来说,在艺术手法方面,典范性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会基于目标读者的年龄而降低艺术水准,而是努力打磨艺术手法和技巧,吸纳先锋新锐的艺术形式,与时代艺术思潮遥相呼应。在文学语言方面,儿童文学语言负载着将儿童引入到浩瀚无边的文字世界中的特殊使命,因而格外需要精心锤炼语言之美,使用规范、简洁、生动、雅致的语言来传情达意。在文学风格和韵味方面,儿童文学作品的美学品格一般突出表现为优雅和诗意。不仅如此,最优秀的儿童文学还要求作家将真诚的自我投射其中,书中往往浸透着作家个人化的人生体悟以及丰沛的情感所带来的“神韵”。虽然我们很难描述清楚这种“神韵”的具体面貌,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能够体察到读者对于其背后美学品质的呼唤,例如美国作家E.B.怀特曾说到:“是地球上最认真、最好奇、最热情、最有观察力、最敏感、最乖觉,且一般来说最容易相处的读者。只要你的创作态度是真实的,是无所畏惧的,是澄澈的,他们便会接受你奉上的一切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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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系列化童书、尤其是系列化儿童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与出版现象,引起了国内童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着系列化童书的基本性质、特点与利弊等,人们从不同角度展开了一系列探讨和思考。这些讨论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关于系列化童书的认识。

正面性与洁净感


如果把考察的目光稍加延伸,我们会发现,“系列化”不只代表了中国原创童书发展的一种现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当代商业童书创作和出版现象。与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样,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正面临着同样的“系列化”境况,面对这一系列童书的热潮,不同研究者提出了他们不同的判断与看法。

人们重视儿童文学的“典范性”,最直接的原因是儿童文学的一大特点——作为成人作者为儿童读者书写的读物,儿童文学具有潜在的“教育性”。一般认为,儿童文学是儿童借以获取人生经验、自我认同、思想态度和价值观体系的重要源泉,在根本上期望将主流话语和价值体系传达给儿童读者,帮助他们完成文化思想和社会规范的习得,这也是它经常被看成教育工具的原因之一。从这一点上来说,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目标读者负有无可推卸的社会道德责任。因而,儿童文学所书写的内容和其中所隐含的价值观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人们的一般认知中,童书应该充满阳光,摒弃掉一切“恶”的因素,是一个“以善为美”的特殊文学门类。

为“系列化”辩护

诚然,儿童文学有着与众不同的坚守,应该努力传递人文关怀、社会文化规范和健康的道德观念,宣扬“真理”及“正义”,坚持昂扬向上的价值取向,但是在这里,笔者更倾向于将儿童文学的特质用“正面性与洁净感”来加以描述,因为过于穿凿地强调“以善为美”,可能会损伤儿童文学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度。所谓的“正面性”,是指具有正确的价值观,积极正面、充满希望,而非单纯地避免某种题材出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例如儿童文学尽可以描写悲伤,但其中的悲伤不陷入绝望;可以描写暴力造成的悲剧,但要避免血腥场面的细节;可以涉及有关“性”的话题,但要剔除低俗与色情的内容。由此,典范儿童文学文本会呈现出经过净化的“洁净感”,即清澈透亮,过滤掉绝望与恶俗等成分;具有比较清楚明确的价值观;清新质朴而不过分雕饰;不承载过多扭曲的情感。

1924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刊的《号角杂志》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儿童文学评论杂志,其内容并不以学术研究的专业性见长,却始终保持着对于童书当下现状的敏锐关注。近年来的童书系列化现象也引起该刊关注,并陆续刊发相应的探讨文章,其中不乏争论性的立场和观点。

关注现实与文化

在刊于2015年5、6月号的《从系列性到重要性》一文中,来自美国多米尼克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生院的唐姆·巴特尔梅斯为系列童书做了热情洋溢的鼓吹,认为它们“有助于培养儿童的阅读热情与趣味”,并指出了系列化带来的“多赢”效果:一个成功的系列既能给出版方带来极大的效益,又能给孩子带去阅读的慰藉,甚至许多成年人也热情地投入到了与书本人物和故事的这场相遇中。他认为,系列化童书中角色或场景的一再重现,能够使沉浸其中的孩子与它们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关系,所以他们才会乐意一遍遍走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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